新书推介||《中国土地革命文学叙事研究》

　　
新书推荐

　　《中国土地革命文学叙事研究》

　　阎浩岗 著

　　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ISBN 978-7-01-026486-8
 

　　内容简介

　　土地革命(包括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20世纪最重大的革命实践之一，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推动了历史进程。由于它采取的是暴风骤雨而非和风细雨的方式，伴随巨大历史变革的不仅有欢乐，也有痛苦，有代价。具体到个体的人和家庭，境遇有别，感受不同;产生于不同时期的相关文学叙事文本，其聚焦对象、叙事策略和价值立场差异很大。本书借鉴知识社会学理论，运用互文性方法，让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就一些关键问题展开“对话”，使读者兼听多面之词，以求最大限度接近历史本体和真相全貌，接近真理，公正评价相关作品。
 

　　目 录

　　绪论

　　上编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

　　第一章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叙事策略

　　一、佃债户生存绝境设置与“催租逼债”情节模式

　　二、农民贫困归因的单一化与作品主题内涵的单纯化

　　三、地主形象的恶霸化与贫民形象的高尚化

　　四、“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艺术真实与伦理正义
 

　　第二章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接受与传播的内外机理

　　一、《暗夜》与《丰收》:萌芽探索阶段接受效果一般

　　二、《白毛女》:政治诉求与艺术传播的成功统一

　　三、《暴风骤雨》:上部和下部接受效果的反差及其原因

　　四、《高玉宝》:“类纪实文学”的接受和传播

　　五、“象征话语”时代“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大普及
 

　　第三章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

　　一、土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正义性

　　二、暴力方式选择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依据

　　三、“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典型化”原则
 

　　第四章 从《赤叶河》的修改看“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形成

　　一、“太行山笔记”中关于土改的记载

　　二、《南王翻身谣》的“非典范”性

　　三、《赤叶河》的“典范”性与“非典范”性
 

　　中编 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

　　第五章 早期乡土小说和非左翼小说的乡村叙事

　　一、并非恶霸流氓的地主

　　二、并非人穷志高的贫民与并非不共戴天的贫富关系

　　三、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典范”，还是“非典范”?
 

　　第六章 茅盾的乡村贫困叙事与土地革命书写

　　一、茅盾的乡村贫困叙事

　　二、茅盾作品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表现及对暴力革命的态度

　　三、茅盾乡村叙事的独特美学追求
 

　　第七章 丁玲土地革命叙事的“非典范”性

　　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的乡村叙事

　　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重要差异

　　三、丁玲晚年修改《在严寒的日子里》时的矛盾心理

　　四、丁玲土地革命书写的马鞍形轨迹
 

　　第八章 梁斌的日常化土地革命书写

　　一、《红旗谱》里的乡村社会关系与矛盾冲突

　　二、《翻身记事》对地主及其子女的有限度同情

　　三、梁斌土地革命叙事的叙事策略及其非典范性成因
 

　　第九章 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

　　一、从政策宣传到“本质”揭示的演化

　　二、赵树理笔下的地主、干部与积极分子

　　三、孙犁对叙事聚焦点的转移
 

　　第十章王希坚、马加、陈学昭:努力靠拢，终非“典范”

　　一、王希坚《地覆天翻记》中地主形象的叙述缝隙

　　二、马加《江山村十日》艺术描写的“自然主义”

　　三、陈学昭《土地》的人道情感流露
 

　　第十一章《春回地暖》的“典范”追求与“非典范”特征

　　一、竭力向“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靠拢

　　二、创作原则造成的叙述缝隙与作品“非典范”特征

　　三、《春回地暖》被文学史冷落的原因
 

　　下编 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

　　第十二章 新时期“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发端

　　一、张炜《古船》:反思人类冲突与暴力起源,寻求解脱之道

　　二、尤凤伟《诺言》及《小灯》三篇:试图写出“真实的历史”

　　三、苏童《罂粟之家》与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后现代的解构
 

　　第十三章 陈忠实的《白鹿原》:含混与矛盾

　　一、地主剥削方式与土地占有规模

　　二、地主发家史、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及地主个人品德

　　三、老农民、少农民及“死皮赖娃”

　　四、《白鹿原》的真实性与陈忠实对土地革命的态度
 

　　第十四章 以莫言为代表的颠覆式书写

　　一、《丰乳肥臀》里的土改

　　二、莫言的书写策略:主观宣泄与“反着写”

　　三、莫言与其他作家颠覆式书写的相似与相异

　　第十五章 赵德发:辩证思考与对话尝

　　一、全面客观地呈现革命前后的乡村社会关系

　　二、与各类土地革命题材作品的互文关系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在“恶霸”与“绅士”之间

　　——现当代文学“恶霸地主”形象的形成与消解

　　后记

　　后 记

　　我出生在农村，自幼与土地有密切接触。读中小学时同学们填写各种表格，在“家庭出身”一栏，大家分别填写下“贫农”“中农”和“富农”等，让我感到了我们这些人的某种差异。有的表格还要填写土改前家里有地多少多少亩。我们家是中农，记得填写的当年家庭拥有土地18亩。我们村没有真正的地主，1970年代初村里开批斗会时，被揪上台的四个老头，一个是富农，一个据说当过伪少尉排长，一个被动参加过国民党，另一个则被称作“地主兼资本家”。这位“地主兼资本家”是被从唐山遣返回乡的，我们原先对他并不熟悉。后来听说他在唐山当过小业主;或许因为赚了钱在村里买过地吧，又给了他一个“地主”帽子。总的来讲，我们这个三百多人口的小村子，贫农和中农多，富农极少，地主则是“拼凑”的一个。我读中学时学校所在的马奇村，倒是有几家真正的地主，人们常念叨的是“南马家”“北马家”和“协顺家”(协顺成)。后者估计是个铺号票号或堂号之类。在马奇村街上走，能看见一片旧青砖房子，在当年土坯房子占多数的村街上显得比较醒目，人说那就是当年地主家的房子，这些房子已被分给了几户贫农居住。

　　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教育，就是从关于土地革命的叙事开始的。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从第一册起，“斗地主”的内容随处可见。“资本家，狗地主，害咱穷人代代苦”是至今能背诵的课文中的语句。所看的电影，也每每有“恶霸地主”形象，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胡汉三是妇孺皆知的四大坏蛋。于是，从小就将“地主”和“坏蛋”的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1979年初，上大学不久，赶上“地富”摘帽;毕业后又读到《古船》《白鹿原》，发现里面的地主与原先心目中的地主对不上号，顿觉新鲜，但也并未因此而怀疑《暴风骤雨》等作品中韩老六等恶霸地主形象的真实性。然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中地主的形象“恶霸”类渐少，突出土改斗争中暴力场面的描写渐多，文学理论批评界“翻案”之论占据主流，有的学者甚至进而质疑《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关描写的真实性，以及作者描写暴力场面时的价值立场。我认为“新历史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写出了历史的另一面，值得肯定，但我又不同意因此而否定《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价值观念的历史合理性。

　　2009—2010年之交，在厦门大学承办的丁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与东道主一位青年学者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土改叙事的道义问题展开争论，我的小组发言被“晋升”到大会发言。我提交大会的论文会后被《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以头条发表，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文章发表后又有两位学者发表文章，指名道姓与我商榷。这使我下决心更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土改叙事，并将研究对象扩展为20世纪中国的土地革命叙事，该研究于2015年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批准立项。这是我主持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书就是该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结项前，本书的许多章节分别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引起学界关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该项目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中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还关系到今天许多学者的深刻体验乃至切身利益，不同处境、不同经历的人对相关问题会有不同的价值立场，所以研究难度是很大的，也很敏感。我给自己确定的原则是：努力做到符合规制与学术创新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包括土地改革)，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实践，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彻底性动员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使他们获得解放、成为现代国家的主人，使中国大陆的真正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土地革命就没有新中国。当然，由于土地革命采取的是暴风骤雨而非和风细雨的方式，它震荡了中国农村的各个阶级或阶层，运动初起时往往泥沙俱下，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左倾错误，地方上在执行中央路线时又难免有理解上与操作上的偏差，所以伴随巨大历史变革的不仅有欢乐，也有痛苦，有代价;特别是具体到个体的人和家庭，境遇又各不相同，可以说是有人欢乐有人忧。新时期以前的土地革命叙事主要站在被解放了的贫苦农民或领导革命与变革的干部立场，主要写翻身的欢乐一面;新时期以后，开始有站在运动中受冲击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立场的叙事文本，表现了社会巨变中的另一个侧面。如今的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界对这后一种土地革命叙事表同情的居多，而对以《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的土地革命叙事类型持质疑态度的不少。境外的相关叙事更是明确站在地主或富农一边，对这一变革持否定态度。除了政治立场对立，也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境外的土地革命叙事颇多歪曲事实之处。民众不了解文学界、学术界的具体情况，但对“地主”的看法既有坚持原先的阶级论判断者，也有为之鸣冤叫屈者。

　　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涉及重大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又是文学界、学术界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为解决难题，我首先尽量收集齐全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关于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的历史资料和文学文本。有些文本在中国大陆难以找到，就请在境外的朋友或学生帮忙：我的博士生王海艳当时正在美国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我请她帮我买到了姜贵的《旋风》、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全书复印了陈纪滢的《荻村传》。香港作家寒山碧先生给我寄来他的《还乡》等作品和相关研究资料。我还专程去陈纪滢的家乡安国市(原安国县)查阅当年的土改档案。

　　山东作家赵德发多次接受我的相关采访。我细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土地革命的文学叙事文本，可以说，最具代表性的涉及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的作品，我都读过了。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也尽可能多地读了。细读之后发现，不同作家和学者有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关注点、聚焦点;而对于同一问题，价值判断差异很大，乃至截然对立。这种差异或对立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地理的因素;既有学术观点的分歧，也有意识形态的根由;既有文学观念的差异，又有历史经历和现实境遇的不同。大家各执一说，都坚持认为自己所说所写是事实，而且似乎是唯一的真实，因而指对方所说所写为假。为最大限度接近历史本体，公正地、学术地评价相关文学叙述，本人特借鉴了产生于德国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并运用互文性方法，让不同文本就一些关键问题展开“对话”。生活中我们遇到别人为一些事情争执不下，都知道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兼听则明”，应该让不同观点的人都充分阐述自己掌握的事实和所据的理由，这样我们才能接近真相。以知识社会学视野和互文性方法研究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让不同文本展开“讨论”，实际就是要听“多面之词”。所以，本书最终完成后，我给书名加了这样一个正标题。这同时也是希望具有相关兴趣的其他研究者以及社会上的广大读者看看不同方面的叙述、听听不同方面的想法和见解。大家可以发现，对于土地革命叙事持不同看法的，不仅仅是两方，而是多方。本书将这多方又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和“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本研究与以往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的最大不同，除了理论方法，就是将土地革命叙事的类型由原来的两种改成三种：现有的相关研究，都是将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叙事区分为新时期之前以《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的“传统土改叙事”和新时期以后的土改叙事两大类，对《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法上的不同研究不够充分;迄今为止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尚未区分《红旗谱》与《暴风骤雨》《白毛女》之类作品对地主与农民关系写法上的重要差异，而我将丁玲和梁斌以及赵树理、孙犁等人的土地革命叙事专门划出来，称之为“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这意味着对这类作品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我感觉，“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出于促进实际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在叙事策略上作了特殊处理，而“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针对这些处理又予以颠覆式书写，各自强调了矛盾的一个方面。比较而言，介于其间的“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或许更辩证一些，在时过境迁之后显得更客观一些，离历史本相更接近一些。专门提出并突出“非典范”一类，也是为避免在对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叙事的价值判断方面犯非此即彼的错误。展示“多面之词”，也是为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和谐。

　　与其他文本一样，本书也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本，虽力求全面、辩证、客观，但仍然会受视角、规制以及作者本人经验、思维与学养的限制，存在盲点与谬误。这样说，一方面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另一方面也是想得到理解和宽容。不论书写得如何，我只能是在现有客观条件和自身主观条件之下尽力而为而已。另外需要说明，书稿原有的关于境外土地革命叙事的一章及关于大陆(内地)新世纪以后个别相关文本的论述，因不合全书体例而删除。若有读者对此感兴趣，可参阅笔者发表于《厦大中文学报》第9辑(2022年12月)和香港《文学评论》第55期(2018年6月)上的相关论文。

　　本书从2020年完成初稿，到2022年交付出版社并签订出版合同，曾经多次修改。历经四年终于出版，心情比以前出书时更为激动。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批准该项目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专家，感谢结项评审时给予肯定和赞誉的五位不知其姓名的专家!你们是我的知音!希望拙著出版后能遇到更多知音。我还要感谢支持本书出版的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感谢人民出版社为本书提供帮助的各位同仁!学术专著出版不易，没有你们的支持，本书就不会顺利与读者见面。

　　阎浩岗

　　2023 年 9 月 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