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盛勇：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4月23日晚七点，河北大学红色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有幸邀请到陕西师范大学的袁盛勇教授，于线上召开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袁盛勇，陕西省“千人人计划”特聘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曲江学者”特聘教授，参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由红色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阎浩岗主持本次讲座。

　　袁盛勇教授聚焦延安文学及其现代性赖以形成的历史，从三个层面集中阐述其背后的复杂内涵，启发学人以新的视角重新看待与研究延安文学。第一，延安文学在其资源的取舍和重新整合上显现了它的复杂性。延安文学的形成既跟20世纪三十年代的苏区文艺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也跟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更为重要的承继关系，不仅在其写作人员的构成上，而且在其艺术表现形态上，它都体现了这两方面传统的冲突和汇合。此外，它在某些层面还跟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五四”启蒙传统具有一定承续性，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在转换和改造中，“五四”因素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二，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表现在它的发展始终是与延安文人的命运和心理变迁联结在一起。 在一定意义上，延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正是延安文人心态和认知结构不断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历史。袁盛勇指出，延安文人经历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心理变奏:从真诚走向说谎。第三，从文学观念的嬗变来说，延安文学的复杂性乃在于它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均经历了一个动态过程，这是其现代性赖以形成独特内涵的必然。应该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形成理解为一种是在党的政治权力与文化观念主导下，通过延安文人和民间力量的多向度努力而不断建构出来的东西，换言之，延安文学不是生而具有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予以历史性地形成的。袁盛勇以“民族主义”为例，生动地阐释了民族主义在延安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中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逐步走向党的文学观念。

　　袁盛勇教授从建构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视角切入，沿着延安文学的发生轨迹重返历史现场，以客观的、学理的研究立场还原延安文学复杂的历史形态，构成对以往研究的回应与突破。讲座的最后，袁盛勇总结道，“正是因为延安文学在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以及话语实践上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并且此过程跟延安文人较为独特的心理机制以及那种具有历史意味的权力机制较为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所以我们理应在研究中对之采取一种复杂化的态度。”此语发人深省，引发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为讲座画上圆满的句点。